能源一直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所在。從2013年該倡議首次提出一直到2022年的十年間，能源部門在每年簽署的投資和建設協議中都占大頭。直到最近，這些投資還以化石燃料項目為主。這引發了外界的擔憂，生怕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的國家會重蹈中國排放密集型發展的覆轍，擔心在這個全世界開始意識到可再生能源轉型緊迫性的時候，他們反而會更加嚴重依賴化石燃料。

在2021年9月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將不再支持新建海外煤電項目，并表示中國將“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綠色低碳能源”的支持。

復旦大學綠色金融與發展中心的數據表明，這個承諾或能落實。今年上半年，太陽能和風能項目投資及簽約量占中國海外能源參與的近41%，而2022年和2021年全年這一數字分別為26%和15%。今年上半年太陽能和風能項目建設合同數量有所增加，帶動這兩大領域的參與度較2022年上半年也略有增長。煤炭項目投資為零，天然氣和石油項目各占約22%。

超 40%

今年上半年宣布的“一帶一路”能源項目中，風能和太陽能項目數量占比。

然而，與此同時中國企業的境外能源總投資已降至“一帶一路”倡議十年來的最低水平。2021年也是2000年以來中國國有銀行境外能源項目新增貸款數量首次為零的一年。

10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舉辦三場高級別論壇，其中一場將討論“一帶一路”倡議的“綠色發展”問題。邁入第二個十年，“一帶一路”倡議能否兌現2021年做出的“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開發綠色能源的承諾？前方的道路上又會遇到怎樣的機遇和阻礙？

艱難轉型

在習近平主席宣布不再新建海外煤電項目之前的幾年里，“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煤電項目成為引發爭議和不滿的熱點問題。肯尼亞拉穆煤電站、土耳其胡努特魯煤電項目、印度尼西亞瑟羅坎巴望燃煤電廠和巴基斯坦瓜達爾煤電廠等項目因存在排放影響、未能與當地社區充分磋商、以及可能造成環境風險而飽受詬病。

但2021年之后，其中許多項目被取消。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簡稱CREA）即將發布的分析顯示，2021年9月之后，共有36座總裝機近36吉瓦的煤電站被取消，但仍有一些項目投入建設，尤其是服務于工業設施的“自用”煤電廠。CREA稱，目前還有19.2吉瓦尚未獲得許可或融資的擬建煤電項目應該被取消，并且還有10個已獲得許可或已簽署融資協議、但尚未進入建設的煤電項目“應該轉向可再生能源”。

CREA主管南迪克什·斯瓦林伽姆（Nandikesh Sivalingam）解釋說：“項目建設需確保遵守合同，但現在基礎設施還沒開始實際建設，那就還有對合同重新談判，改成可再生能源的可能。”

“一帶一路”沿線風能和太陽能項目的擴張，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發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的沈威博士解釋稱，負債水平高企和貸款利率上升增加了項目風險，影響了投資者情緒。此外，他還認為中國機構往往不夠靈活，對不斷變化的海外投資環境反應遲鈍。

具體而言，沈威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境外能源投資企業不能再像不久前那樣，以東道國主權擔保這種融資和建設模式為主，而是需要在尋求融資和與非本國伙伴合作的過程中表現出更大的創造性和靈活性。目前，私營企業在這方面做得遠好于大型國有企業。因此，我們看到來自中國以及歐美，甚至是阿聯酋、土耳其等新興市場的企業合作開展了許多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例如，今年8月習近平主席對南非進行國事訪問之前，中國能建國際集團、葛洲壩集團與南非當地合作伙伴組成的聯營體與法國電力新能源公司（EDF）簽署了南非烏莫115兆瓦光伏項目的建設合同。

但融資并非唯一的障礙。綠色金融與發展中心最近的兩份報告呼吁關注巴基斯坦和越南能源部門“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環境和既得利益”。過去十年，這兩個國家是中國海外能源投資最主要的兩個目的地。作者指出，就巴基斯坦而言，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都有興趣保護煤電和礦業。此外，報告作者之一哈尼亞·埃塞德（Haneea Isaad）告訴中外對話，盡管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但巴基斯坦電力部門煤炭投資者面臨的風險不足，所以不太可能很快地改變對煤炭的興趣。作者指出越南的煤電廠運營商和煤炭進口商都簽署了長期的煤炭供應合同，因此也對煤炭轉型缺乏興趣。作者總結稱，“加快綠色能源轉型沒有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模型”。

另一條路

中國融資方和企業還可以通過另一種方式推動加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轉型，那就是幫助那些過去十年他們參與建設的煤電項目提前退役。

一個辦法是為此類項目提供有條件的再融資，包括以電站提前退役為條件，提供較低利率的新貸款來償還原始貸款，而這些電站的設計壽命通常是30到40年。由此釋放的資本或部分低息貸款可用于投資可再生能源項目。作為氣候承諾和能源安全目標的一部分，各國正努力降低電力排放，而煤電站提前退役可以降低中國支持的電廠成為“擱淺資產”的風險。

如果中國不參與進來，我們就寸步難行。

哈尼亞·埃塞德, 綠色金融發展中心

格里菲斯亞洲研究所（Griffith Asia Institute）所長、巴基斯坦與越南報告的作者之一克里斯托弗·內多皮爾（Christoph Nedopil）教授解釋說：“中國資金方有大量可提前淘汰的電站，而這么做可以實現三贏：中國投資者通過聯合投資可再生能源減少現有工廠的損失、提高投資回報；東道國經濟得到發展；環境免遭破壞。”

另一種尤其適用于高主權債務國家的方法可能是“債務換氣候”，即部分減免這些國家拖欠中國政策性銀行的債務或就還款條件重新進行談判，以換取煤電資產的提前退役，或可再生能源項目建設。內多皮爾解釋說，還可以將這種方式的內容擴大，讓中國企業參與（收益更高的）新的可再生能源項目協議。

“金融工具有很多，”埃塞德說。“但目前這都只是理論上的。據我所知，中國企業還沒有參與這些倡議，可如果中國不參與進來，我們就寸步難行。”

太陽能之王

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主要的太陽能項目供應方，占全球太陽能電池板產量的80%以上。

盡管海外能源投資轉向清潔能源的過程曲折復雜，但中國制造的太陽能組件出口正在迅速增加。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23年上半年，中國太陽能組件出口同比增長13%，成為中國當前經濟困境中為數不多的亮點之一。

雖然歐洲市場占上述出口的一半左右，但中外對話整理的數據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也是中國太陽能組件需求大幅增長的原因之一。

倫敦智庫海外發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陳韻楠指出，國內經濟產能過剩和溢出效應對“一帶一路”能源基礎設施投資的第一個十年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第二個十年也不會例外。隨著中國轉向可再生能源，及其太陽能和電池制造能力躋身世界前列，中國企業將尋求在海外開拓新的市場。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能源轉型的參與具有復雜性和演變性。在全球經濟環境日益困難的背景下，要實現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加強”對海外綠色能源支持的承諾，就需要有創新的解決方法，包括新型融資和新的國際伙伴關系。

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于本月召開。與會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期待從此次高級別論壇上獲得一些“一帶一路”“綠色”新舉措的線索。

感謝Yedan Li的數據幫助。

翻譯：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