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電力需求將呈現‘總量持續增長、結構深度調整、供需動態平衡’的特征。”中電聯黨委書記、常務副理事長楊昆近日在2025年經濟形勢與電力發展分析預測會上表示。

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開展碳排放統計核算。此前，我國首次發布國內電力碳足跡因子數據，用于各行業產品核算電力生產和消費產生的碳足跡。

“電力碳足跡核算的完善，既是技術命題，更是機制創新。”中央財經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治表示。

開展碳足跡核算賦能地方低碳發展

“一些地區和企業以數據為基、以技術破題，不斷探索，實現能源的高效利用和產業的低碳轉型。”談到當前我國正在開展的電力行業碳核算實踐，蘇治如是說。

看浙江，“工業碳效碼”平臺覆蓋6.3萬家企業，打通電力大數據與產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通過這一平臺，樂清電氣產業集群精準溯源低壓電器產品碳足跡，推動48家企業改造供應鏈，單件產品碳排放下降15%，出口訂單增長20%。余杭半山村將村民用電、垃圾分類等行為折算為“家庭碳積分”，可兌換商品或旅游券，推動全村碳中和并額外創造400噸碳匯，公眾參與度達85%。

看廣東，深圳上線碳足跡公共服務平臺，為欣旺達等企業發放231張國際互認的碳標簽，認證產品出口額提升35%。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大圃興賢長虹嶺二期工業園區通過“綠證直供+儲能調峰”實現100%綠電覆蓋，吸引蘋果、特斯拉等企業入駐，帶動周邊風光項目投資增長40%。

“作為改造投資的核心經濟性指標，碳足跡核算直接影響煤電機組改造技術路徑選擇與收益評估。”蘇治表示。

中央財經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金融統計博士研究生關鈜玲介紹，以國家能源集團旗下項目為例，錦界公司15萬噸/年的碳捕集項目通過精準核算碳足跡，發現每噸二氧化碳捕集成本低至185元，且每年可創造碳交易收益超2000萬元，直接推動企業將CCUS技術納入優先改造清單。

同樣降低碳捕集成本的江蘇泰州電廠，利用5億元國債資金安裝CCS設備，年捕集二氧化碳數十萬噸，結合碳足跡核算優化運行參數，碳捕集成本下降30%，年節省燃料成本500萬元。

“這些案例表明，開展電力相關行業碳足跡核算不僅可以量化減排效益，更能直接驅動投資回報。”蘇治表示。

電力碳足跡核算體系未來需闖哪些關？

《關于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的實施方案》提出，發布重點產品碳足跡核算規則標準。優先聚焦電力、鋼鐵等重點產品制定發布核算規則標準。

碳足跡因子是我國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基石”。而對于開展電力碳足跡核算工作來說，電力碳足跡因子的發布只是良好開端，還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

首先，蘇治建議應強化政策協同，促進碳核算與綠電交易、碳金融等政策之間的銜接與配合。

其次，基于市場激勵與減碳實效脫節，綠電消納、調峰等間接減排貢獻未被量化，蘇治建議將綠電消納量折算為碳資產。去年，南方電網公司發布了碳排放管控智能服務平臺“智慧碳腦”，創新運用物理系統精細建模和人工智能決策支持等技術，基于電碳耦合實現精準看碳、高效核碳、可信算碳、靈活管碳；還創新研發了多市場聯合仿真模型，實現了電力市場、碳市場和綠證市場聯合運行仿真，幫助政策制定者進行政策預演。

鑒于國際互認尚未破局，關鈜玲表示，需加快對接國際標準，避免企業被迫披露敏感數據。

“當前因子多基于歷史數據，如南方電網非化石能源占比已提升5.4%，但因子仍用舊基準值。”在談到電力碳足跡因子動態更新機制滯后時，中科中碳新能源技術院副院長葛敏表示。

針對備受關注的如何提高數據質量管控水平，蘇治認為，應該從“硬技術+嚴監管+動態迭代”3方面著手。

在技術賦能方面，可以應用區塊鏈技術實現發電、輸配、用電數據全流程可追溯。例如，國網浙江公司通過區塊鏈記錄新能源發電量，確保綠電溯源不可篡改，從而支撐出口企業應對國際碳壁壘。

在開展全鏈條數據穿透式管理方面，應推動燃氣成分等關鍵參數在線監測全覆蓋，并實時上傳數據庫，確保綠電溯源不可篡改。例如，國家能源集團內蒙古上海廟發電有限公司安裝燃煤熱值監測設備，數據直連省級平臺，碳排放核算誤差率從±15%降至±5%。

此外，還可以通過動態校準與獎懲并重，建立月度或季度更新的電力碳足跡因子庫，并將數據質量與企業碳配額、綠電交易資格掛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