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邱豐梅在香港召開的一個行業會議上第一次認識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PE）主任馬軍，當時他在臺上講解綠色選擇聯盟。邱對這個項目非常感興趣，身為耐克公司的政府和公共事務總監，她覺得這個項目對于供應鏈環境績效的改進，推進透明度都非常有用。

“這是對的事情，所以我們就去做了。”就是這樣的機緣，邱豐梅從那時就決定跟馬軍的團隊合作，通過大數據檢索品牌供應商的環境違規記錄。

十余年間，在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努力下，中外品牌合力推動了超過25000在華供應商公開披露和改善環境表現。隨著《巴黎協定》的簽署，雙碳目標的制定，環境信息公開逐漸從污染防治擴展到應對氣候變化領域。領先企業已經開始利用基于大數據和互聯網的創新解決方案，開展高效的全價值鏈碳管理，推動供應鏈綠色低碳轉型。

盡管如此，馬軍指出，仍有一批供應鏈能源消耗大、范圍3排放（注：見文末注釋）占比高的企業，亟待兌現應對氣候危機的承諾，推動供應商測算并公開披露排放數據，更加實質性地追蹤溫室氣體減排進度，以逐步邁向零碳供應鏈。

綠色供應鏈行動

IPE是一家在北京注冊的公益環境研究機構，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政府和企業公開的環境信息，整合環境數據服務于綠色采購、綠色金融和政府環境決策。2018年起，IPE開始與多方一起推動企業碳信息的公開披露，將全價值鏈的減排以及綜合進展置于社會監督之下。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公眾監督，通過更多實質性的氣候披露，推動企業承擔減污降碳主體責任，遏制氣候‘漂綠’（Greenwashing，一種企業虛報環境責任的粉飾手段）。”馬軍說。

耐克是最早把供應鏈的工廠向公眾公開的品牌之一，因此很早就體會到了信息公開對于供應鏈環境績效提升的作用。“在參加綠色供應鏈項目后，我們供應鏈每年的不合規記錄逐年大幅降低，到現在（違規記錄）已經是個位數，而且不合規的方面都100%得到了改正，這充分說明了信息公開的巨大推動作用，其中關鍵就是信息透明。”邱豐梅說。

十多年過去，邱豐梅說她和團隊很榮幸能夠跟中國的環境組織合作，推動綠色供應鏈建設，供應商的信息披露延伸到了供應鏈上游，不僅包含法律規定的環境信息，也包括節能減排等超越合規的氣候行動指標。

此外，鑒于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耐克制定了科學碳目標（SBT），即到2030年將范圍3排放量減少30%，并由此推出了供應商氣候行動計劃（SCAP），鼓勵供應商制定全公司層面的長期氣候緩解計劃來戰略性地應對氣候變化。

“信息公開極大地提升了供應鏈的管理效率，很多企業和品牌都在用大數據的形式對供應商進行動態評估。在信息公開的助力下，形成了一種政府、企業和社會公眾多元共治的良性互動局面。”馬軍說。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社會學研究室主任陽平堅指出，在雙碳時代，所有的企業不管是大企業、小企業，不管是國際品牌，還是給國際品牌做支撐的供應商，都要把承擔環境責任、氣候責任作為自己的主體責任，不能再像過去一樣政府要我做，推著我做，而是要把它當作一個提升競爭力，能夠在未來綠色低碳轉型競爭中取得優勢的主要方向。

綠色供應鏈有可能成為未來工業領域協同降碳減污的抓手，因為氣候韌性不僅事關環境保護，也事關企業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

何志章對此頗有感觸。他在戴爾科技集團任社會環境責任總監，2014年剛入職做供應鏈環境信息公開這項工作的時候，集團沒有幾個人了解這件事。

“2015年，我們在上海的采購中心對集團所有的副總裁及以上的領導上課，讓他們知道供應鏈環境信息公開這件事情。”何志章說，“過去十年是中國環境治理重要的十年，當時我們有部分供應商因為環保問題被關停了，我們沒有產品，所以推動供應鏈環境信息公開實際上可以降低供應鏈因為環保問題斷供的風險。”

2022年2月8日起施行的《企業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辦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企業在綠色、環境和碳數據披露方面的進展。如今，環境信息公開的要求已經成為許多品牌供應鏈采購流程中的一部分。“所有新的供應商進來必須先進行篩選，有環境違規的問題，把它解決掉才可以進來。”何志章說。

過去十年間，中外品牌合力推動了超過25000在華的供應商公開披露和改善環境表現。隨著《巴黎協定》的簽署，雙碳目標的制定，環境信息公開逐漸從污染防治擴展到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氣候行動日益成為企業關注的重點。

對此，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說，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很多與雙碳目標、能源雙控、碳雙控等有關的政策和戰略要通過產業鏈的管理來實現。品牌在采購時對供貨商提出要求，設置了“門檻”，作為產業鏈的下游必須得遵循這樣的標準和方向。另外從全球產業鏈管理的角度看，歐盟推出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如果我們不遵守這些標準，產品就難以進入他們的市場，成本也上來了。因此，在新的形勢下必須要對產業鏈做這種與時俱進的觀察、思考和管理、改革。

氣候信息披露，遏制“漂綠”

為應對嚴峻的氣候挑戰，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溫控目標，全球近150個國家和地區已做出碳中和承諾，近千家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做出碳中和承諾。然而，馬軍發現，減排承諾的快速增加，與巨大減排差距形成鮮明反差。

“2018年之后，很多企業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他們綠色供應鏈推進的方向，供應鏈脫碳現在是最關鍵的一環。”馬軍說，一些領先企業已經開始利用基于大數據和互聯網的創新解決方案，開展高效的全價值鏈碳管理，推動供應鏈綠色低碳轉型。但盡管如此，仍有一批供應鏈能源消耗大、范圍3排放占比高的企業，亟待兌現應對氣候危機的承諾，推動供應商測算并公開披露排放數據，更加實質性地追蹤溫室氣體減排進度，以逐步邁向零碳供應鏈。

目前已有Inditex、Tesco、舍弗勒等208家企業設定了科學碳目標（SBT）。但已經承諾范圍3減排或碳中和目標的企業，在現階段能否達成目標，如何達成，還需要畫一個問號。

IPE企業氣候行動項目負責人朱紫琦說，一些領先企業已經開始了產品碳足跡的測算并公開披露量化數據，但披露的相關信息完整程度參差不齊，這會導致它的潛在用戶無法全面客觀地判斷這個產品是否真正低碳和環保的。

同時，歐盟今年推出了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一些行業聯盟、科研機構、環保組織都在陸續積極引導企業開展產品碳足跡公開披露，或者環境產品聲明的公開披露，并且一些組織在積極的參與產品生命周期排放因子的研究，以及產品碳標簽的更新及標準的建立等等。

“一方面我們看到超過半數已經發布目標的企業還沒有披露目標的完成進展，另外我們通過分析供應商實際披露的減排目標，當前大部分的供應商企業在目標設定以及落實企業行動這兩個維度上，能力尚且不足，還需要龍頭企業以及品牌客戶推動和支持。”朱紫琦說，希望供應商企業能夠先加入到氣候行動中來，通過減排行動逐漸落地，一步步提升“氣候雄心”。

邱豐梅指出，當前品牌共同面臨的挑戰，即在做供應鏈管理的時候，越往供應鏈的上游單個品牌的影響力就越弱，這時就需要品牌、行業，包括環保組織、政府多方協力推動環境績效的改善。

非政府組織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北京辦事處高級副秘書長Matthew Margulies表示，供應鏈，特別是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是非常復雜的，涉及很多的流程和地區。這種復雜性需要全球的互聯互通來精準地解決碳排放問題，一些非政府組織在制定原則和標準，并且在跟蹤供應鏈的碳排放問題，這讓公眾更好地了解到碳排放在整個產業流程中的影響，也能確保供應鏈當中的每個環節走向碳中和的未來。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國際合作處處長、研究員，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副秘書長毛濤說，目前很多國外企業提出零碳供應鏈，但國內的政策和標準現在還是探索階段，需要多方助力，不光要靠政府層面的政策營造，也需要研究機構包括第三方組織，去推動企業開展相關工作。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抓住重點，要對一些碳排放量比較大的行業和領域，還有產品外向型的企業作為重點進行引導和輔導。

“喊口號很容易，”毛濤說，“當前很多企業提出了零碳供應鏈的目標和時間節點，但是怎么實現還是很模糊的，需要抓住重點，從一級供應商一級級地往上推，最終能夠實現整個供應鏈碳排放量的下降，最終實現近零排放。”

據朱紫琦介紹，目前已經有33家中外企業與IPE一起合作，共同推動了超過2000家供應商企業公開披露其年度的排放數據以及氣候目標，這些企業最近一年范圍1、范圍2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達到了5600余萬噸二氧化碳當量。一些企業也正在推動供應鏈碳管理向上游延伸，推動供應商自主開展供應鏈碳管理。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公眾監督，通過更多實質性的氣候披露，推動企業承擔減污降碳主體責任，遏制氣候‘漂綠’（Greenwashing，一種企業虛報環境責任的粉飾手段）。”朱紫琦倡議多方推動企業碳信息的公開披露，將全價值鏈的減排以及綜合進展置于社會監督之下，同時也需要完善碳數據核算以及披露標準，并提升產品碳足跡的核算效率，攜手推進供應鏈的零碳進展，助力全球氣候目標的達成。